“在我心灵深处，开着一朵玫瑰，我用生命的泉水，把它灌溉栽培。啊，玫瑰，我心中的玫瑰，但愿你天长地久，永远永远把我伴随，在我忧伤的时候，你给我安慰，在我欢乐的时候，你使我生活充满光辉”。每一次听着李谷一扣人心弦的唱腔，会有莫名的忧伤，进而又有感动，并有一种力量，一种信念，激励我前行。有时会情不自禁流下眼泪。

咱们知谈，沈尹默与潘伯鹰同为海上帖学全球。1961年，上海中国书道电刻斟酌会树立，沈尹默为主任委员，潘伯鹰为副主任委员。这二位年事差距足足二十二岁，但因为在书道、诗词等方面皆有着共同说话，抗战期间两东谈主在重庆过从甚密，他们共同发起创办中国书学会、饮河诗社，时常一谈聚宴，诗词酬唱，切磋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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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巨来《安抓东谈主物琐忆》中有一篇“记十大狂东谈主事”，潘伯鹰和另一位帖学行家白蕉皆“横祸”入列。然而“狂东谈主”潘伯鹰关于沈尹默的书艺、书学却是持久服善的，而沈尹默关于潘伯鹰这个“小老弟”的诚实、调养，是不错从他的书札、诗词的字里行间明晰地读出的。

1941年春在给潘伯鹰的信中，沈尹默写谈：“顷得大札及诗，诗自是佳作，字也刻意为之，仍嫌有未尽宽展处，此兄所当防卫者。不嫌说话拙直否？呵呵！”看着这段鲠直的翰墨，让咱们念念起一段故事——光绪末叶某日，在杭州陆军小学教书的陈独秀（字仲甫）从共事刘三（季平）住处的墙壁上看到刚刚挂起的一首沈尹默写的五言古诗，便问沈尹默乃何许东谈主？隔天陈独秀便到沈尹默寓所探望，一进门，高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念得极好，字其俗入骨。”如斯逆耳的考语，关于沈尹默不止于当头棒喝，这刺激了沈尹默日后的发愤钻研书道，并与陈独秀成了相得甚欢的好友。三十多年后，沈尹默用比陈独秀略略婉转的抒发神志向陈的安徽乡党潘伯鹰建议了纠正意见。前辈文东谈主交友之至性至情、宽盛大量，今已不可见矣！

在兼并封信中，沈尹默又请潘伯鹰转告后生学东谈主蒋维崧：“此君才思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齐。兄等与有旧，望教导之，我则未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辛劳之过程。自来专学一家信，往往不行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始用过相似技术，所得者仅其名义辛勤。此意亦望转告峻斋（蒋维崧），至切要也！”

关于沈尹默的辛劳，潘伯鹰是深有体会的。其时日寇轰炸重庆，险些“日必投弹”，而沈尹默“书课亦日有常程”。有一天，沈正在临写《永兴庙堂碑》，又逢轰炸，沈“念所余字无几，不如发奋终之”，无奈“摇荡过猛，案上尘扬，不得不暂避”。待次日补完后数行，沈尹默总以为前后“意趣不类”。潘伯鹰看着这幅字，笑着说：“董文敏（其昌）作书一卷，时辍时续，动淹数月，文敏坐太懒，公坐太勤耳。”

有一趟，沈尹默送潘伯鹰一支狼毫笔，并附上一段详备的“使用讲解”：“奉上小狼毫一支，请试用。须通开，以净水净洗渗透后，用柔纸揩干再入墨，当称手也。入墨须饱，始能引导如意耳。”如斯良好入微，真可谓亦师亦兄的关爱。

新中国树立后，沈尹默和潘伯鹰有一段时候皆住在虹口区，因此他们走动复又像畴昔在重庆时那么频密。沈尹默年事已高，意见越来越差，外出未便，潘伯鹰这个鼓舞之东谈主就时常帮衬作念“中转站”，如为沈尹默借还碑本或转送诗稿、书道作品等等。

1958年5月，年过半百的潘伯鹰与张荷君女士结为伉俪，潘向老老迈沈尹默索诗。对潘伯鹰索书、索诗，沈尹默历来是来者不拒的，况且是这么的大喜之事，沈尹默怡然命笔成诗。

潘伯鹰病卒读于1966年，享年61岁。这一年年头沈尹默因为肠窒碍入住华东病院，禁受手术调养，入院一个多月，出院后又去杭州治疗。也许是躯壳原因，沈尹默莫得为一火友潘伯鹰作念哀挽诗篇。诚然也有可能是写了，但原稿佚失。五年后沈尹默与世长辞，享年88岁。两位朋友也许在另一个宇宙不绝着他们的诗书之交。（杨柏伟）